第8章 高速时代
在犹如洪水猛兽的金融危机面前,各国政府纷纷使出浑身解数,有的文明,有的野蛮,有的聪慧,有的愚钝,有的渐显成效,有的适得其反……
有了前一次成功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经验,爱尔兰政府轻车熟路地铺开了新一轮拉动内需的庞大计划。首先是继1916-1920年的新都利默里克大建设、1927-1930年以水电设施和普通公路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大建设之后,掀起了第三轮以高速公路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大建设,目标是用5-6年的时间建成总里程达到3500-4000公里的高速公路网。爱尔兰政府将为此投入至少800亿爱元,沿途带有加油站和餐厅的服务区则通过公开招标由民间资本承揽建设和后续运营。对于一个国土面积不足十万平方公里,30年前还是个以农牧业为主的岛国而言,这无疑是个史无前例的大工程,而且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现代化水准——全部高速公路按地理位置和人口密集程度的不同分为三个等级,一等为双向四车道,加应急车道的路基宽度为26米,二等为双向六车道,加应急车道的路基宽度为34米,三等为双向八车道,加应急车道的路基宽度为42米。所有等级的高速公路均设置1-2米宽的绿化隔离带,不设置路灯,而是每隔一定距离设立一块可反光的水泥柱;路面的坡度尽量小,转弯半径尽量大,沥青路面还进行了特殊处理,从而增大了汽车轮胎的摩擦力,进出高速公路的匝道,两条高速公路交汇的立交桥,以及带有加油站、餐厅以及修理厂的服务区都一应俱全。这样的高速公路不但可以让军队可以一天之内横贯东西,二等以上的高速公路还可以供飞机应急起降。高速公路建设施工及其连带影响,使得爱尔兰迅速降低了失业率,多地还出现在劳动力紧张的情况,而且引得数以万计的欧陆民众前来谋生,又一次给了爱尔兰王国大肆收罗技术人才的大好机会。
接着是继德国、美国之后推出了雄心勃勃的家用汽车计划。经过二十多年的励精图治,爱尔兰的金属冶炼、化工、发动机制造都达到了欧洲一流水准,以利默里克车辆制造厂为龙头的爱尔兰汽车工业,长期学习借鉴戴姆勒-奔驰、福特、通用等成熟汽车品牌的制作技艺,结合天才设计师们的超前理念,自主研发出数款简便易操作的家用轿车。金融危机爆发后,爱尔兰政府很快推出了补贴政策,使得一辆最高公路时速达到80公里的“自由风”型五座小汽车的落地价格降低到了3200爱元,仅相当于一名熟练工人半年的薪酬,而且还可以使用政府担保的免息贷款购置。与之相应,发达的炼油技术和在巴林拥有自开采油田,使得爱尔兰国内的汽油价格相当低廉,辅以政府的减税政策,驾车出行很快成为普通家庭的热门选择,家用轿车的月销量迅速越过500辆大关,这意味着爱尔兰汽车工业正在内需的强劲拉动下保持旺盛的产销能力,汽车制造及其衍生的相关产业为这个国家提供了至少二十万个工作岗位!
与家用汽车计划同步推进的,是发展载重车辆以带动偏远地区经济发展的公路运输计划。随着高速公路项目的陆续上马,那些不通火车,距离最近的火车站有几十上百公里远的村庄、农场,在农作物、畜牧产品的输出和生活必需品的运入将不再依赖传统的人力和畜力,运输成本和运输效率由此发生质的变化。从1916年至1939年,爱尔兰的卡车保有量由182辆增长到了2391辆,而随着爱尔兰政府的专项免税和贷款贴息政策出台,仅1940年上半年,爱尔兰三大本土汽车企业就联手售出了886辆载重1-3吨的民用卡车,与此同时,爱尔兰军方以处理冗余装备的形式,向民众低价转让了600辆德制奔驰轻型越野车和750辆德制克虏伯3吨卡车,大幅度提高了爱尔兰的公路运力。此外,爱尔兰政府还以铁路沿线站点为支点,将公交班线延伸到那些相对偏远的村镇,爱尔兰国营汽车公司研制生产的20/30座公共汽车由此大受欢迎。
进入1940年秋季,生活在本半球的民众并没有像往年那样沉浸在丰收的喜悦当中,金融危机无视大洋的阻隔,接连在美洲和亚洲掀起了狂风暴雨。尽管各国政府想方设法稳定金融和经济,到头来仍无法阻止金融危机引发的企业倒闭潮和民众失业潮。为了摆脱经济低迷和社会动荡的困境,美国、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大范围投建基础设施的举措,通过扩大内需来刺激经济,因其方向、力度以及国情不同,实际效果相去甚远;日本和智利采取了最直接有效的办法,那就是对外动用武力,一方面刺激军工带动生产,一方面转移国内民众的注意力。趁列强国家自顾不暇,智利因领海边界争端对它的邻国秘鲁大打出手,而日本人故技重施,诬陷中国军队违反停战协定袭击日军哨兵,然后对长江一线的中国军队防区大举进攻……
根据爱尔兰与中国政府在1930年签订的秘约,从日军撕破停战协定跨江攻击中国军队阵地开始,爱尔兰王国启动特别军援,爱尔兰规模最大的两个兵工厂日夜赶工,在三个星期的时间里赶制出了1000万发毫米口径的步枪弹和30万发80毫米迫击炮弹,另由美国军方从战略储备库里调拨1000万发同等口径的步枪弹和60万枚手雷,所需费用从应付爱尔兰的战争赔款中扣除。这些作战物资或以国联的干预为掩护,赶在日军全面封锁中国南方海岸线之前运送到了中国军队手中,协助他们坚决阻击日本军队,或借道苏俄西伯利亚铁路,经由外蒙入境中国,从甘肃、宁夏运往陕西、山西,万里迢迢送到艰苦奋战的前线将士手中。
随着北半球气温的逐渐降低,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第一个冬天到来了,许多地方因经济萧条、犯罪率上升而动荡,另一些地区则是战火纷飞、难民遍地。在这样的氛围下,爱尔兰政府不失时机地升级了它的移民政策,就此引发了世界各地的爱尔兰裔移民又一次回归潮。至1939年底,爱尔兰总人口为723万,较1916年增加了近70%,而在1940年的前10个月里,申请加入爱尔兰国籍的达到了59万人之多,其中54万人顺利入籍,另有4万多人获准入境居住。这样一来,爱尔兰王国的居民总人口迅速向800万的历史最高值迈进,而同一时期威尔士王国的总人口仅为204万,这意味着这两个尊奉同一位君主的国家一旦组建联合王国,爱尔兰人将在这个联合王国内占据绝对的多数地位。
一海之隔的爱尔兰王国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风浪中稳稳前行,隔壁的英格兰和苏格兰却陷入了水深火热的困境,这让威尔士民众既羡慕又感慨。正是因为两国之间存在特殊关系,爱尔兰的国营企业在采购煤炭、钢铁等工业原料和半产品时,通常优先选用威尔士货,私营企业和普通民众也在情感上倾向于同一个国王统治下的兄弟之邦,使得威尔士那些在国际市场上并没有太大优势的工业产品始终有稳定的销路,进而保证了这个国家的就业率。1940年11月,在威尔士各界的强烈要求下,威尔士政府批准在境内建设两条分别横贯东西、南北的高速公路,所需资金主要由威尔士政府向爱尔兰贷款解决。这两条总长度达到387公里的高速公路将在持续三年的时间里提供大约两万个工作岗位,也就意味着一万多个威尔士家庭在此期间至少能够填饱肚子。
进入1941年后,大量货物过剩以及恶性商业竞争导致欧洲的经济环境仍未出现好转,外贸出口量的大幅减少对爱尔兰和威尔士这两个出口型国家影响渐深,越来越多的企业无奈降低产量,削减工人工时,甚至分批裁减工人,虽然失业保险机制的运转和政府救济的实施保证了两国民众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但生活质量的降低还是沉重打击了民众对未来的信心。以此为契机,两国政府高层在加的夫举行正式会晤,商讨建立经济联盟事宜,并利用报刊和广播广泛宣传经济联盟的种种益处,从而降低双方民众的抵制心理。1941年2月10日,经两国议会批准,爱尔兰-威尔士经济联盟宣告成立,相互进口货物不再征收关税,实施互惠互信的贸易信贷政策,有效增进了两国间的贸易活跃程度,进一步加强了两国经济的互补性,更重要的是,为两国最终建立联合政府作出了关键性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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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前一次成功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经验,爱尔兰政府轻车熟路地铺开了新一轮拉动内需的庞大计划。首先是继1916-1920年的新都利默里克大建设、1927-1930年以水电设施和普通公路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大建设之后,掀起了第三轮以高速公路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大建设,目标是用5-6年的时间建成总里程达到3500-4000公里的高速公路网。爱尔兰政府将为此投入至少800亿爱元,沿途带有加油站和餐厅的服务区则通过公开招标由民间资本承揽建设和后续运营。对于一个国土面积不足十万平方公里,30年前还是个以农牧业为主的岛国而言,这无疑是个史无前例的大工程,而且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现代化水准——全部高速公路按地理位置和人口密集程度的不同分为三个等级,一等为双向四车道,加应急车道的路基宽度为26米,二等为双向六车道,加应急车道的路基宽度为34米,三等为双向八车道,加应急车道的路基宽度为42米。所有等级的高速公路均设置1-2米宽的绿化隔离带,不设置路灯,而是每隔一定距离设立一块可反光的水泥柱;路面的坡度尽量小,转弯半径尽量大,沥青路面还进行了特殊处理,从而增大了汽车轮胎的摩擦力,进出高速公路的匝道,两条高速公路交汇的立交桥,以及带有加油站、餐厅以及修理厂的服务区都一应俱全。这样的高速公路不但可以让军队可以一天之内横贯东西,二等以上的高速公路还可以供飞机应急起降。高速公路建设施工及其连带影响,使得爱尔兰迅速降低了失业率,多地还出现在劳动力紧张的情况,而且引得数以万计的欧陆民众前来谋生,又一次给了爱尔兰王国大肆收罗技术人才的大好机会。
接着是继德国、美国之后推出了雄心勃勃的家用汽车计划。经过二十多年的励精图治,爱尔兰的金属冶炼、化工、发动机制造都达到了欧洲一流水准,以利默里克车辆制造厂为龙头的爱尔兰汽车工业,长期学习借鉴戴姆勒-奔驰、福特、通用等成熟汽车品牌的制作技艺,结合天才设计师们的超前理念,自主研发出数款简便易操作的家用轿车。金融危机爆发后,爱尔兰政府很快推出了补贴政策,使得一辆最高公路时速达到80公里的“自由风”型五座小汽车的落地价格降低到了3200爱元,仅相当于一名熟练工人半年的薪酬,而且还可以使用政府担保的免息贷款购置。与之相应,发达的炼油技术和在巴林拥有自开采油田,使得爱尔兰国内的汽油价格相当低廉,辅以政府的减税政策,驾车出行很快成为普通家庭的热门选择,家用轿车的月销量迅速越过500辆大关,这意味着爱尔兰汽车工业正在内需的强劲拉动下保持旺盛的产销能力,汽车制造及其衍生的相关产业为这个国家提供了至少二十万个工作岗位!
与家用汽车计划同步推进的,是发展载重车辆以带动偏远地区经济发展的公路运输计划。随着高速公路项目的陆续上马,那些不通火车,距离最近的火车站有几十上百公里远的村庄、农场,在农作物、畜牧产品的输出和生活必需品的运入将不再依赖传统的人力和畜力,运输成本和运输效率由此发生质的变化。从1916年至1939年,爱尔兰的卡车保有量由182辆增长到了2391辆,而随着爱尔兰政府的专项免税和贷款贴息政策出台,仅1940年上半年,爱尔兰三大本土汽车企业就联手售出了886辆载重1-3吨的民用卡车,与此同时,爱尔兰军方以处理冗余装备的形式,向民众低价转让了600辆德制奔驰轻型越野车和750辆德制克虏伯3吨卡车,大幅度提高了爱尔兰的公路运力。此外,爱尔兰政府还以铁路沿线站点为支点,将公交班线延伸到那些相对偏远的村镇,爱尔兰国营汽车公司研制生产的20/30座公共汽车由此大受欢迎。
进入1940年秋季,生活在本半球的民众并没有像往年那样沉浸在丰收的喜悦当中,金融危机无视大洋的阻隔,接连在美洲和亚洲掀起了狂风暴雨。尽管各国政府想方设法稳定金融和经济,到头来仍无法阻止金融危机引发的企业倒闭潮和民众失业潮。为了摆脱经济低迷和社会动荡的困境,美国、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大范围投建基础设施的举措,通过扩大内需来刺激经济,因其方向、力度以及国情不同,实际效果相去甚远;日本和智利采取了最直接有效的办法,那就是对外动用武力,一方面刺激军工带动生产,一方面转移国内民众的注意力。趁列强国家自顾不暇,智利因领海边界争端对它的邻国秘鲁大打出手,而日本人故技重施,诬陷中国军队违反停战协定袭击日军哨兵,然后对长江一线的中国军队防区大举进攻……
根据爱尔兰与中国政府在1930年签订的秘约,从日军撕破停战协定跨江攻击中国军队阵地开始,爱尔兰王国启动特别军援,爱尔兰规模最大的两个兵工厂日夜赶工,在三个星期的时间里赶制出了1000万发毫米口径的步枪弹和30万发80毫米迫击炮弹,另由美国军方从战略储备库里调拨1000万发同等口径的步枪弹和60万枚手雷,所需费用从应付爱尔兰的战争赔款中扣除。这些作战物资或以国联的干预为掩护,赶在日军全面封锁中国南方海岸线之前运送到了中国军队手中,协助他们坚决阻击日本军队,或借道苏俄西伯利亚铁路,经由外蒙入境中国,从甘肃、宁夏运往陕西、山西,万里迢迢送到艰苦奋战的前线将士手中。
随着北半球气温的逐渐降低,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第一个冬天到来了,许多地方因经济萧条、犯罪率上升而动荡,另一些地区则是战火纷飞、难民遍地。在这样的氛围下,爱尔兰政府不失时机地升级了它的移民政策,就此引发了世界各地的爱尔兰裔移民又一次回归潮。至1939年底,爱尔兰总人口为723万,较1916年增加了近70%,而在1940年的前10个月里,申请加入爱尔兰国籍的达到了59万人之多,其中54万人顺利入籍,另有4万多人获准入境居住。这样一来,爱尔兰王国的居民总人口迅速向800万的历史最高值迈进,而同一时期威尔士王国的总人口仅为204万,这意味着这两个尊奉同一位君主的国家一旦组建联合王国,爱尔兰人将在这个联合王国内占据绝对的多数地位。
一海之隔的爱尔兰王国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风浪中稳稳前行,隔壁的英格兰和苏格兰却陷入了水深火热的困境,这让威尔士民众既羡慕又感慨。正是因为两国之间存在特殊关系,爱尔兰的国营企业在采购煤炭、钢铁等工业原料和半产品时,通常优先选用威尔士货,私营企业和普通民众也在情感上倾向于同一个国王统治下的兄弟之邦,使得威尔士那些在国际市场上并没有太大优势的工业产品始终有稳定的销路,进而保证了这个国家的就业率。1940年11月,在威尔士各界的强烈要求下,威尔士政府批准在境内建设两条分别横贯东西、南北的高速公路,所需资金主要由威尔士政府向爱尔兰贷款解决。这两条总长度达到387公里的高速公路将在持续三年的时间里提供大约两万个工作岗位,也就意味着一万多个威尔士家庭在此期间至少能够填饱肚子。
进入1941年后,大量货物过剩以及恶性商业竞争导致欧洲的经济环境仍未出现好转,外贸出口量的大幅减少对爱尔兰和威尔士这两个出口型国家影响渐深,越来越多的企业无奈降低产量,削减工人工时,甚至分批裁减工人,虽然失业保险机制的运转和政府救济的实施保证了两国民众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但生活质量的降低还是沉重打击了民众对未来的信心。以此为契机,两国政府高层在加的夫举行正式会晤,商讨建立经济联盟事宜,并利用报刊和广播广泛宣传经济联盟的种种益处,从而降低双方民众的抵制心理。1941年2月10日,经两国议会批准,爱尔兰-威尔士经济联盟宣告成立,相互进口货物不再征收关税,实施互惠互信的贸易信贷政策,有效增进了两国间的贸易活跃程度,进一步加强了两国经济的互补性,更重要的是,为两国最终建立联合政府作出了关键性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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