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7章 借着外敌的压力,搞大明自己的变法
第477章借着外敌的压力,搞大明自己的变法
既然朱树人心中已经定下了未来整整二十年的对外反击时间表,那么后续这些年里的大明内政建设、种田攀科技规划,自然也都要为这个时间表服务。
当然了,朱树人内心的想法,是无法直接对内阁成员披露的。
因为这里面的很多决策依据,尤其是他对准噶尔部等卫拉特蒙古未来对中原王朝的威胁、罗刹人对中原王朝的威胁,都只是来自朱树人前世的历史知识,这是没法对外人铁口直断报答案的。
也就眼下第一个七年周期内,对缅、越动手的计划,勉强可以拿出来,跟史可法、张煌言他们透露一下。毕竟这个第一阶段,明眼人现在就能看出来。
李定国汇报回来的缅、越不恭之状,侵吞云南那些摇摆土司,都是实打实的罪证。连史可法也理解,只有敲打一次,他们才能彻底认清现实,让中南半岛上那些政权知道大明这次是彻底中兴了,跟以前不一样。
而朱树人觉得,史可法也只要理解到这一步,就够了。
因为史可法已经六十多岁,他未必能活到这个七年计划执行结束。就算逆天高寿,到时候肯定也已经告老致仕,离开权力中心了。
后面两个七年计划,只是朱树人张煌言这些中枢重臣,以及李定国郑成功那一代武将操心的事儿。
……
自己心里有了数之后,朱树人于1663年四月底,一个初夏农闲时节,在南京城外、江宁博物院里,召开了他的“未来七年计划会议”。
江宁博物院这地方,如今也算是大明的科学圣地了,自从隆武三年开始建设,如今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五年。
当初分别建设的各种博物馆、动物园、植物园,统统被合并到一起。由工部下属的大明科学院,再派出一个机构统一管理。
工部是部级的,大明科学院就是司级,主官理论上应该是郎中级别,不过因为朱树人对科学工作的重视,事实上会额外给加侍郎头衔,分管科学院工作。这就好比后世的“副部直接领导司局工作”。
因此科学院下面各级单位的待遇也水涨船高一律升半级,博物院的负责人也就不再是工部的主事,而是一个员外郎。
它的工作也不仅仅是进行这些实物展品的研究和展示,还涵盖了编写出版各种科普读物,搞搞面向大众的科学扫盲。因为这种著作需要的绘图印刷非常复杂,大明还特地在印刷科技方面做了些优化,近年来甚至能印刷彩图的博物学图志了。
经过十五年的建设,江宁镇周边俨然已经又成了一座南京新城,繁荣程度完全不亚于南京城内。博物院的园区也比一开始又扩大了好几倍,还有无数的疗养院和会务场所开在这片鸟语花香的土地上。
此前跟满清相持的那些年里,还有不少朝中文官对于江宁镇这边的科技和工程研究机构建设,提过一些微词。他们倒也不是反对搞这些建设,只是纯粹觉得“要害部门应该造在南京的城墙之内,哪能在郊野小镇如此大兴土木”。
这要是将来南京城再遇到外敌,有蛮夷打过来,城内还能靠城墙和守军维持,城外的设施不都白给了么?
而只有朱树人知道,以当时南京城发展繁荣了数百年的现状,城内都拥堵成啥样了,一堆的达官显贵置业。如果非要在南京城里造,那摊子肯定铺不开,还处处掣肘,环境也不适合搞“大学城”。
所以,为了尽可能圈地,肆意发展,朱树人宁可在城外。
反正只有他清楚,随着炮兵火力已经发展到如今这个时代,未来的国防必须要靠拒敌于国门之外,至少也是依托一道道边境防线和机动兵力弹性防御。
传统的城墙,价值只会越来越低,所以有没有城墙保护,根本不重要了。
未来南京城的城墙,只会渐渐演变为一种文物的存在。说不定将来还要靠类似于历史上林徽因提出的“可以把北京城城墙的顶部改造成人民公园”设计方案,才能让城墙免于被工业化进程拆毁。
既然如此,朱树人提前在江宁镇上搞科技和工程研究,将来渐渐弄成南京新城,反而可以变相保住南京的城墙,让统治者不用担心“不拆南京城墙就没法在南京搞工业化”。让有城墙保护的旧城区,将来就只承担政治职能,其他职能都可以交给城墙外的新城区。
……
“数年没来江宁,没想到此地繁荣,已不亚于京城之内了。殿下真是高瞻远瞩,泽及后人呐。”
年老多病的史可法,已经好几年深居简出了,连南京城墙都很少出。此番朱树人召集会议,他才被人抬着来散散心。
一看到江宁镇上的博物院和一堆科研机构、工业工厂的景象,就让他生出恍如隔世之感。他甚至觉得,以后要是可以不用上朝,不如就在城外这儿找个疗养院养老了。
周遭奇花异草珍禽异兽那么多,一看就鸟语花香心旷神怡,说不定还能多活几年。
“宪公喜欢,随便找一所疗养院占下便是,这有什么——放心,不是国之公器,都是沈家的产业,借住而已。”
朱树人当然是直接慷慨疏财,尤其他知道史可法的脾气,还是比较清廉的。他也就不说送,只是对方晚年无限期借住而已,直接堵住了对方的推辞。
大伙儿闲扯了一会儿,很快朱树人就引入了会议的正题。
“此番集议,是想讨论一下,我大明未来七年的计划。此番孤已经把宁宇(李定国的字)从云南前线召回。有些事情诸公有疑问的,也好当面向他了解,机会难得。
从他奏表来看,缅、越对去年被灭的西南叛贼余孽,还是多有收留的,更是对云南部分尚未完成彻底改土归流的土司,有一定的侵夺。
只是如今新君改元不过数月,不宜妄动刀兵。而且我大明如今的制药、化学,也还不足以彻底对付热带山区雨林,这几年还需努力。故而孤打算定一个为期三到四年的内政计划,一切以到时候对南疆用兵、彻底让缅越重新臣服大明、认清形势为目的。”
朱树人把会议目的说了一下后,众人也都没有异议,然后朱树人就分了一下讨论议题,从内政改革、新占领土建设、科研攻关,三个方向,分别开始划重点。
他首先提了新君继位后的内政变法部分。
变法这事儿,严格来说跟未来对缅、越的行动没什么强关系,或者说无论要不要对外用兵,都是该变法的。
但如今是新君刚刚改元,也确实适合推一把变法,当初张居正也是从万历元年开始搞的。
朱树人觉得,当初张居正变法中、在张居正死后被废除的那部分当中,有很多还能拿回来继续用,最多稍稍修补一下就行,或者还能与时俱进优化推进。
张居正之法中的吏治部分,是保留得最好的,他给官员绩效定的那些考核内容,有一些并没有在他本人之后完全被废,所以这部分直接留下。
至于张居正的财政法部分,已经人亡政息了,后来经过几十年三饷、厘金、工商税,财税来源繁复,要回到一条鞭法也不可能。所以只能是略微借鉴,然后重新制定。
而且如今大明人口锐减,比张居正时一半人口都不到,所以人地矛盾并不是很尖锐,还能把好几百万人往东北新屯垦区移,还能多种玉米土豆,所以耕地的占有制度,暂时没必要动,以免一下子动的东西太多,惹来反弹。
朱树人很清楚,改革要一步一步来,吏治和财政也要分开来弄,这样才好时时刻刻联合大多数,打击一小撮,把支持变法的统一战线最大化。
第一个七年就盯着一块改,攻克之后下一个七年再改一部,如此二十年内可以完成三个大方面的变法。期间每次变法成功后,面对人心质疑,还能靠对外取得一些军事胜利,来证明“变法确实富国强兵”了,从而巩固改革的政治正确性。
自古各种改革,终究是需要靠富国强兵来交出答卷的,当初宋朝王安石变法,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变法实施之后,大宋对西夏的用兵胜败到底是变强了还是变弱了”。
如果变法期间,西军对西夏出现了重大失利,那么王安石的集团就得引咎辞职、贬官几个人,推进力度也要暂缓。而如果西军大胜,往往内政改革上也能乘胜追击。
朱树人多了那么几百年的眼界和见识,自然把这个道理想得非常透彻。
缅、越,准噶尔,罗刹,这些如今都不足以为大明的心腹之患,但该对付还是要对付,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只是犯的时候不能光想着犯,还要四两拨千斤,把内政利益一起捎带着最大化。
……
“孤欲实施的第一阶段变法,主要涉及财政,孤想把张居正之法,与本朝三饷、厘金以来诸法结合,让朝廷财政从战时制度渐渐回归到和平年代的征收常法上来。
毕竟当初为了灭清,为了平定流贼,朝廷从崇祯十四年开始在南方全面试点厘金,至今已有二十二年。这二十二年里,财政一直是比较宽裕的,靠着工商税的支持,把养兵养官打造军械维持补给,都撑了下来。
但是厘金毕竟不是常法,我们这一代人用即可,给后人留的财政法度,还是要持重为好。”
朱树人说到这里,先停顿了一下,看看别人是否能理解他的苦心。
张煌言反应快,他平时也知道厘金的种种问题,现在表弟提出,他立刻把自己一贯的担忧说了出来:
“厘金收钱确实快,而且收的是富商的钱,涉及的财货也少有赤贫百姓之必须,所以对赤贫百姓的压力很小,也容易收。
只可惜此法虽有百般好处,却有一样严重弊端,那就是需要分省设卡,所收钱财分省截留,也都承诺给本省使用。当初有强敌来袭,各省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保护自己最切身的安全,勉强踊跃。
但如今我大明又重新恢复全盛故土,这种各省自缴自用的商税,已然有些不合时宜。如今只是我辈有中兴大功的文武尚在,所以能强行压制住厘金的实际用途。
一旦我们这辈人将来……可不能把这种问题遗留给子孙后代,那绝对是会导致藩镇趋势的。”
张煌言非常清楚,唐朝形成藩镇割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事权和财权兵权全部下放给各个节度使,那能不割据么?
所以,特殊时期财权下放是可以的,南征北战中兴的这一代人之后,再下放,后面的皇帝和内阁、户部就未必压制得住地方了。
事实上,说得难听点儿,朱树人、张煌言自己,就是当初厘金制度养肥出来的藩镇。所以没人比他们更懂这条路的潜在危险、以及要如何预防。
就好比没人能比赵匡胤更懂如何杯酒释兵权、如何防止殿前都点检造反,谁让他自己就是这么造反上来的呢。
朱树人见内阁都支持他的想法,也意识到了痛点,便继续往下细说他的设想:
“所以,孤计划在未来七年内,逐步试点取消厘金,取而代之的是朝廷统一征收的新工商税,不再在流通环节征收,而是在生产环节征收。
然后就可以跟田赋一样,由朝廷统一征收,而非各省地方截留。或者最多只是给地方提留一小部分,比如,八二开,朝廷拿八成,地方留两成。稍微留一点,也不至于改革过于激进,彻底打击了地方上的征税积极性。”
朱树人说完后,史可法和张煌言都有些无法理解,倒不是觉得这样不好,而是觉得,这根本没法执行,没有可操作性。
张煌言诚恳地指出:“可是,生产环节如何全面征税呢?难道要跟当初江南的织造税一样,每台织机每年缴纳四钱税银?直接数机器的台数?
除了这个办法之外,我实在无法想象,怎么统计民间的工商税生产环节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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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朱树人心中已经定下了未来整整二十年的对外反击时间表,那么后续这些年里的大明内政建设、种田攀科技规划,自然也都要为这个时间表服务。
当然了,朱树人内心的想法,是无法直接对内阁成员披露的。
因为这里面的很多决策依据,尤其是他对准噶尔部等卫拉特蒙古未来对中原王朝的威胁、罗刹人对中原王朝的威胁,都只是来自朱树人前世的历史知识,这是没法对外人铁口直断报答案的。
也就眼下第一个七年周期内,对缅、越动手的计划,勉强可以拿出来,跟史可法、张煌言他们透露一下。毕竟这个第一阶段,明眼人现在就能看出来。
李定国汇报回来的缅、越不恭之状,侵吞云南那些摇摆土司,都是实打实的罪证。连史可法也理解,只有敲打一次,他们才能彻底认清现实,让中南半岛上那些政权知道大明这次是彻底中兴了,跟以前不一样。
而朱树人觉得,史可法也只要理解到这一步,就够了。
因为史可法已经六十多岁,他未必能活到这个七年计划执行结束。就算逆天高寿,到时候肯定也已经告老致仕,离开权力中心了。
后面两个七年计划,只是朱树人张煌言这些中枢重臣,以及李定国郑成功那一代武将操心的事儿。
……
自己心里有了数之后,朱树人于1663年四月底,一个初夏农闲时节,在南京城外、江宁博物院里,召开了他的“未来七年计划会议”。
江宁博物院这地方,如今也算是大明的科学圣地了,自从隆武三年开始建设,如今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五年。
当初分别建设的各种博物馆、动物园、植物园,统统被合并到一起。由工部下属的大明科学院,再派出一个机构统一管理。
工部是部级的,大明科学院就是司级,主官理论上应该是郎中级别,不过因为朱树人对科学工作的重视,事实上会额外给加侍郎头衔,分管科学院工作。这就好比后世的“副部直接领导司局工作”。
因此科学院下面各级单位的待遇也水涨船高一律升半级,博物院的负责人也就不再是工部的主事,而是一个员外郎。
它的工作也不仅仅是进行这些实物展品的研究和展示,还涵盖了编写出版各种科普读物,搞搞面向大众的科学扫盲。因为这种著作需要的绘图印刷非常复杂,大明还特地在印刷科技方面做了些优化,近年来甚至能印刷彩图的博物学图志了。
经过十五年的建设,江宁镇周边俨然已经又成了一座南京新城,繁荣程度完全不亚于南京城内。博物院的园区也比一开始又扩大了好几倍,还有无数的疗养院和会务场所开在这片鸟语花香的土地上。
此前跟满清相持的那些年里,还有不少朝中文官对于江宁镇这边的科技和工程研究机构建设,提过一些微词。他们倒也不是反对搞这些建设,只是纯粹觉得“要害部门应该造在南京的城墙之内,哪能在郊野小镇如此大兴土木”。
这要是将来南京城再遇到外敌,有蛮夷打过来,城内还能靠城墙和守军维持,城外的设施不都白给了么?
而只有朱树人知道,以当时南京城发展繁荣了数百年的现状,城内都拥堵成啥样了,一堆的达官显贵置业。如果非要在南京城里造,那摊子肯定铺不开,还处处掣肘,环境也不适合搞“大学城”。
所以,为了尽可能圈地,肆意发展,朱树人宁可在城外。
反正只有他清楚,随着炮兵火力已经发展到如今这个时代,未来的国防必须要靠拒敌于国门之外,至少也是依托一道道边境防线和机动兵力弹性防御。
传统的城墙,价值只会越来越低,所以有没有城墙保护,根本不重要了。
未来南京城的城墙,只会渐渐演变为一种文物的存在。说不定将来还要靠类似于历史上林徽因提出的“可以把北京城城墙的顶部改造成人民公园”设计方案,才能让城墙免于被工业化进程拆毁。
既然如此,朱树人提前在江宁镇上搞科技和工程研究,将来渐渐弄成南京新城,反而可以变相保住南京的城墙,让统治者不用担心“不拆南京城墙就没法在南京搞工业化”。让有城墙保护的旧城区,将来就只承担政治职能,其他职能都可以交给城墙外的新城区。
……
“数年没来江宁,没想到此地繁荣,已不亚于京城之内了。殿下真是高瞻远瞩,泽及后人呐。”
年老多病的史可法,已经好几年深居简出了,连南京城墙都很少出。此番朱树人召集会议,他才被人抬着来散散心。
一看到江宁镇上的博物院和一堆科研机构、工业工厂的景象,就让他生出恍如隔世之感。他甚至觉得,以后要是可以不用上朝,不如就在城外这儿找个疗养院养老了。
周遭奇花异草珍禽异兽那么多,一看就鸟语花香心旷神怡,说不定还能多活几年。
“宪公喜欢,随便找一所疗养院占下便是,这有什么——放心,不是国之公器,都是沈家的产业,借住而已。”
朱树人当然是直接慷慨疏财,尤其他知道史可法的脾气,还是比较清廉的。他也就不说送,只是对方晚年无限期借住而已,直接堵住了对方的推辞。
大伙儿闲扯了一会儿,很快朱树人就引入了会议的正题。
“此番集议,是想讨论一下,我大明未来七年的计划。此番孤已经把宁宇(李定国的字)从云南前线召回。有些事情诸公有疑问的,也好当面向他了解,机会难得。
从他奏表来看,缅、越对去年被灭的西南叛贼余孽,还是多有收留的,更是对云南部分尚未完成彻底改土归流的土司,有一定的侵夺。
只是如今新君改元不过数月,不宜妄动刀兵。而且我大明如今的制药、化学,也还不足以彻底对付热带山区雨林,这几年还需努力。故而孤打算定一个为期三到四年的内政计划,一切以到时候对南疆用兵、彻底让缅越重新臣服大明、认清形势为目的。”
朱树人把会议目的说了一下后,众人也都没有异议,然后朱树人就分了一下讨论议题,从内政改革、新占领土建设、科研攻关,三个方向,分别开始划重点。
他首先提了新君继位后的内政变法部分。
变法这事儿,严格来说跟未来对缅、越的行动没什么强关系,或者说无论要不要对外用兵,都是该变法的。
但如今是新君刚刚改元,也确实适合推一把变法,当初张居正也是从万历元年开始搞的。
朱树人觉得,当初张居正变法中、在张居正死后被废除的那部分当中,有很多还能拿回来继续用,最多稍稍修补一下就行,或者还能与时俱进优化推进。
张居正之法中的吏治部分,是保留得最好的,他给官员绩效定的那些考核内容,有一些并没有在他本人之后完全被废,所以这部分直接留下。
至于张居正的财政法部分,已经人亡政息了,后来经过几十年三饷、厘金、工商税,财税来源繁复,要回到一条鞭法也不可能。所以只能是略微借鉴,然后重新制定。
而且如今大明人口锐减,比张居正时一半人口都不到,所以人地矛盾并不是很尖锐,还能把好几百万人往东北新屯垦区移,还能多种玉米土豆,所以耕地的占有制度,暂时没必要动,以免一下子动的东西太多,惹来反弹。
朱树人很清楚,改革要一步一步来,吏治和财政也要分开来弄,这样才好时时刻刻联合大多数,打击一小撮,把支持变法的统一战线最大化。
第一个七年就盯着一块改,攻克之后下一个七年再改一部,如此二十年内可以完成三个大方面的变法。期间每次变法成功后,面对人心质疑,还能靠对外取得一些军事胜利,来证明“变法确实富国强兵”了,从而巩固改革的政治正确性。
自古各种改革,终究是需要靠富国强兵来交出答卷的,当初宋朝王安石变法,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变法实施之后,大宋对西夏的用兵胜败到底是变强了还是变弱了”。
如果变法期间,西军对西夏出现了重大失利,那么王安石的集团就得引咎辞职、贬官几个人,推进力度也要暂缓。而如果西军大胜,往往内政改革上也能乘胜追击。
朱树人多了那么几百年的眼界和见识,自然把这个道理想得非常透彻。
缅、越,准噶尔,罗刹,这些如今都不足以为大明的心腹之患,但该对付还是要对付,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只是犯的时候不能光想着犯,还要四两拨千斤,把内政利益一起捎带着最大化。
……
“孤欲实施的第一阶段变法,主要涉及财政,孤想把张居正之法,与本朝三饷、厘金以来诸法结合,让朝廷财政从战时制度渐渐回归到和平年代的征收常法上来。
毕竟当初为了灭清,为了平定流贼,朝廷从崇祯十四年开始在南方全面试点厘金,至今已有二十二年。这二十二年里,财政一直是比较宽裕的,靠着工商税的支持,把养兵养官打造军械维持补给,都撑了下来。
但是厘金毕竟不是常法,我们这一代人用即可,给后人留的财政法度,还是要持重为好。”
朱树人说到这里,先停顿了一下,看看别人是否能理解他的苦心。
张煌言反应快,他平时也知道厘金的种种问题,现在表弟提出,他立刻把自己一贯的担忧说了出来:
“厘金收钱确实快,而且收的是富商的钱,涉及的财货也少有赤贫百姓之必须,所以对赤贫百姓的压力很小,也容易收。
只可惜此法虽有百般好处,却有一样严重弊端,那就是需要分省设卡,所收钱财分省截留,也都承诺给本省使用。当初有强敌来袭,各省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保护自己最切身的安全,勉强踊跃。
但如今我大明又重新恢复全盛故土,这种各省自缴自用的商税,已然有些不合时宜。如今只是我辈有中兴大功的文武尚在,所以能强行压制住厘金的实际用途。
一旦我们这辈人将来……可不能把这种问题遗留给子孙后代,那绝对是会导致藩镇趋势的。”
张煌言非常清楚,唐朝形成藩镇割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事权和财权兵权全部下放给各个节度使,那能不割据么?
所以,特殊时期财权下放是可以的,南征北战中兴的这一代人之后,再下放,后面的皇帝和内阁、户部就未必压制得住地方了。
事实上,说得难听点儿,朱树人、张煌言自己,就是当初厘金制度养肥出来的藩镇。所以没人比他们更懂这条路的潜在危险、以及要如何预防。
就好比没人能比赵匡胤更懂如何杯酒释兵权、如何防止殿前都点检造反,谁让他自己就是这么造反上来的呢。
朱树人见内阁都支持他的想法,也意识到了痛点,便继续往下细说他的设想:
“所以,孤计划在未来七年内,逐步试点取消厘金,取而代之的是朝廷统一征收的新工商税,不再在流通环节征收,而是在生产环节征收。
然后就可以跟田赋一样,由朝廷统一征收,而非各省地方截留。或者最多只是给地方提留一小部分,比如,八二开,朝廷拿八成,地方留两成。稍微留一点,也不至于改革过于激进,彻底打击了地方上的征税积极性。”
朱树人说完后,史可法和张煌言都有些无法理解,倒不是觉得这样不好,而是觉得,这根本没法执行,没有可操作性。
张煌言诚恳地指出:“可是,生产环节如何全面征税呢?难道要跟当初江南的织造税一样,每台织机每年缴纳四钱税银?直接数机器的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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